十年磨剑，印度制造的呼声在耳边回荡，随之而来的，是鳞次栉新的工厂、涌入的苹果公司，以及不断攀升的手机出口数据。这些繁荣景象，让人们期待着印度将一跃成为世界工厂。然而，如果用一个指标衡量，你会发现它却 stubbornly 停留在原地——制造业占GDP的比重，始终未能突破15%的瓶颈。这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悖论，热闹的表面之下，支撑制造业的根基却始终未能稳固成长。
2014年，雄心勃勃的莫迪总理上任，便将印度制造的目标抛向天空，力图将印度打造成全球制造业的中心。他设定的目标清晰明确：将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提升至25%，这被视为产业升级的里程碑。然而，十余年过去了，这个目标仍然遥不可及。即便外资蜂拥而至，项目声势浩大，真正的制造业力量，却始终未能跟上这股热潮。
苹果公司将部分组装业务迁往印度，众多国际企业纷纷宣布新的投资计划，印度手机出口更是屡创新高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印度已经拥有了完整的制造业能力。盖几间厂房，搭建几条流水线，这只是表象，制造业的精髓在于，这整套体系能否长期、稳定地运转。印度目前遇到的第一个现实问题，却异常朴实：土地。没有土地，再先进的工厂也无处安身。
回首中国制造业的崛起，工业园区往往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从征地、修路到厂房建设的整个流程。而在印度，一切截然不同。土地所有权关系错综复杂，征地程序冗长繁琐，哪怕出现一丝争议，项目就可能被卷入无休止的诉讼和抗议之中。世界银行的调查早已指出，土地获取一直是困扰印度企业经营的一大难题。
对制造企业来说，高昂的价格或许还能接受，但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，谈了几年，却始终不知道何时才能动工。土地问题一旦卡住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公路、铁路、电网、仓储以及整个工业园的配套设施，都会被一并延误。企业事先谈好的订单，也只能无奈等待。许多项目最终胎死腹中，并非外资突然改变主意，而是前期准备阶段在土地问题上耗费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。
当土地问题尚未完全解决时，第二个难题又紧随其后——电力。这对于制造企业而言，远比普通人想象的更为重要。家里的停电，顶多影响几个小时的生活；而自动化工厂突然断电，则可能直接打乱整条生产线。对于精密电子、芯片等对电压要求极高的车间而言，哪怕一次供电波动，都可能导致正在生产的产品报废。
近年来，印度的用电量增长迅猛，部分年份甚至接近9%。然而，电网建设和改造的速度却未能完全赶上需求。更糟糕的是，印度部分地区的输配电损耗居高不下，一度达到16%左右，远高于目标水平7.5%。需求不断增加，但陈旧的线路却存在老化和损耗，最终将停电风险、供电波动以及额外的成本，一股脑地加诸于工厂身上。
印度工业用电本身并不便宜，更令人费解的是，部分免费用电、偷电以及电力系统亏损，最终都要通过其他方式让工业用户承担。这导致一个令人沮丧的局面：电未必足够稳定，价格却缺乏明显的优势。第三个问题，则显得有些出人意料。印度拥有超过14亿人口，从劳动力数量的角度来看，似乎根本不会缺少工人。
然而，工厂真正缺的是具备操控设备、保障质量、优化工艺、协调供应链能力，真正成熟的熟练工人和工程师。如今的手机制造早已不是简单的零件组装，生产线调试、良率控制、质检和设备维护，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丰富的经验。苹果公司扩大在印度的组装规模后，曾派遣1,000多名中国工程师前往当地，提供技术支持和现场指导。
这些工程师们真正做的是，不仅仅是教导工人如何拧螺丝，而是要解决设备调试、工艺控制、质量管理和供应链衔接等核心问题。当富士康有数百名中国核心人员陆续离开印度后，一些关键岗位很快就感受到了人员变化带来的压力。曾经经验丰富的团队在现场，许多问题都能当天得到解决，而熟练的工程师减少后，产线自身的能力差距也逐渐显现。
今年春节期间，中国团队的现场支持减少，印度部分生产环节又出现了明显的运营压力。这件事暴露了印度并非缺少劳动力，而是缺乏一个经过多年训练而形成的完整、成熟的产业工人及工程师体系。中国制造业能够快速扩张，并非仅仅依靠人口众多，而是因为数以亿计的产业工人，一代又一代地进入工厂，不断成长。
从普通的装配工到设备维修工、质量管理人员、再到技术工程师，许多技能都是通过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一点一滴的积累而获得的。老员工带新员工，工程师培养技术员，一个工厂的人才又流向下一家工厂，这种经验在整个产业集群里不断复制，互相促进。印度目前最难弥补的，正是在于这方面，因为熟练的产业经验，无法通过短期的培训快速积累。
如果说土地、电力和工人还属于工厂内部的问题，那么第四个问题就直接关系到外资是否愿意长期将资金留在印度，那就是营商环境。印度这些年一直强调欢迎外国投资，用低成本和庞大的市场吸引制造商，但部分企业的经历却让投资者更加谨慎。小米公司曾在印度市场占据领先地位，但到了2022年，却有近50亿人民币的资金被印度有关部门冻结。
这笔资金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说都是一笔巨额资金，相当于小米公司相当大比例的经营成果。此后，VIVO也遭遇高管被拘捕、账户受调查等问题，企业在印度经营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加剧。上汽MG、海尔、TCL等企业，在当地经营过程中也曾面临股权、本地化以及政策等方面的压力。
特斯拉与印度进行了多年的谈判，从关税到建厂条件，反复拉扯，但最终大规模的制造项目始终未能顺利落地。企业并非一味害怕人工成本上涨，也不必然抗拒税收增加，因为这些因素只要规则稳定，都可以提前计入成本。真正让企业犹豫不决的，是担心今天谈好的条件，几年后是否还会有效，赚到的钱是否能够顺利调动，资产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。
一座大型制造工厂的投资，企业考虑的从来不是下一季度的业绩，而是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稳定经营。如果企业认为投入资金容易，但后续的资金调动却存在诸多不确定性，再便宜的劳动力也难以完全弥补这种风险。因此，尽管印度近年来确实吸引了不少新项目，并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工厂，但真正的核心制造能力，却始终未能与项目数量同步增长。
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徘徊在15%左右，与最初设定的25%目标之间，悬殊的差距，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。莫迪总理真正需要面对的，不仅仅是宣布更多的投资项目，而是如何解决土地、电力、人才以及改善营商环境等一系列结构性问题，让企业真正放心，将最核心的产能留驻在印度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