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烟台的那个夜晚,颁奖礼的喧嚣渐渐平息,当镜头捕捉到宋佳独自站在后台过道的角落时,所有人都被那一幕触动了。她紧紧攥着沉甸甸的飞天奖杯,低垂的头颅和微微颤抖的肩膀,仿佛在诉说着一路走来的艰辛与不易。 那一刻,没有人打扰她。

恍惚间,仿佛回到了十几年前,那也是她第一次站上金鸡奖的舞台。然而,当时镁光灯聚焦的并非她的表演,而是她绯闻男友的姓名。那些过往的浮名,如影随形,让她倍感无奈。 后来,她倾注心血地演绎了一个又一个角色,渴望被认可,却常常淹没在喧嚣的娱乐至上浪潮中,许多人甚至记不住她的名字。 直到有一天,她站在颁奖台上,用铿锵的声音说道:我们站在这里,不是因为年轻漂亮,不是因为华丽的礼服,而是因为我们有创作能力。 这句话如同平地一声惊雷,在寂静的空气中久久回荡。

而此刻,她正因为《山花烂漫时》中对张桂梅的精彩演绎,荣获飞天奖优秀女演员奖项。这不仅是她个人艺术生涯的里程碑,更标志着她成为国内首位凭借同一角色集齐白玉兰、金鹰和飞天三大奖项的女演员。同一届飞天奖上,王仁君也凭借《浴血荣光》荣获优秀男演员奖,这个名字对于许多人来说或许有些陌生,赛前也没有多少人看好他。 就在飞天奖的揭晓前不久,央视网发布了一篇评论文章,虽然没有点名,但内容却直指人心——一些演员的文化底蕴过于匮乏,连台词都读不通顺,询问角色的历史背景,往往一无所知。这与王仁君为角色苦研剧本、精益求精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,一场关于专业与流量的对比,赫然展现在人们眼前。

飞天奖的评选逻辑与一味追逐流量的商业模式格格不入。作为国家广电总局主办的电视剧政府奖,它每两年一届,完全由专家进行封闭盲审,绝无大众投票环节。评审的标准极其严苛,只关注思想内核、艺术水准和制作精度。那些播放量、热搜数、粉丝打投、超话排名,在评审室里都如同无物。 广电总局的评选通知明确规定,演员的品行是硬性标准,违法失德人员及其参与主创的作品将被坚决排除。它并非针对流量明星,而是对行业标准的坚守。正因如此,在飞天奖的提名名单中,30岁以下的演员仅有于适一人,那些靠粉丝砸钱、热搜傍身的当红流量明星,连蹭个提名席位的资格都没有。 那些坐于提名席上的,是马伊琍、闫妮、吴越、于和伟、胡军等久经沙场的老戏骨,他们用演技证明了自己的价值。

飞天奖坚持纯专家评审,不搞大众投票,一届只评出一位视后,要想进入提名,必须先通过剧本的考验,再经受演技的磨砺,最终还要征服评委的眼光。 观众们常常看到流量明星写错字、答错题,第一时间就会发出质疑:他们怎么这么没文化?然而,问题的根源并不仅仅在于个体,而是潜藏在整个造星机制中。 一个年轻的演员,如果选择走流量路线,首先会被经纪公司精心挑选。 选拔的标准并非才华,而是外貌、身材、镜头感,以及在短视频中迅速抓住眼球的能力。 学历、文化素养、表达能力、对角色的理解力,统统被忽略不计。 被选中的他们,每天的时间表被训练和通告填满,练舞、练唱、拍物料、跑活动、刷数据,一年到头连喘息的时间都没有,更遑论读书看报。 这种批量生产的模式,造就了一群在镜头前光鲜亮丽,但在采访中却常常露怯的年轻人。

王一博早年直播签名时,把到此一游的游字写错了;赵露思在宣传自己主演的时代剧时,被问到故事发生的年代,竟然脱口而出党成立的时候,要知道该剧讲的是建国初期,差了整整二十八年;杨洋在综艺节目中把驾驭念成了驾权,何炅不得不当场圆场;靳东曾经塑造过知识分子的人物形象,结果在采访中却声称自己经常阅读诺贝尔数学奖得主的文章,而诺贝尔奖从来就没有设立过数学奖项。 这些并非谁家的杜撰,而是直播、采访、公开节目中真实发生的事情。 观众们并不苛求演员个个都是博士,他们只是希望那些拿着数百万甚至上亿片酬的演员,能对自己的角色负责,对自己的言行负责。 连自己演的剧是什么年代背景都搞不清楚,连一些常用字都念不对,观众又如何能沉浸其中,如何相信他们塑造的角色?

2023年两会期间,全国政协委员、中央戏剧学院院长郝戎曾说过一句话,被广泛引用:演员拼到最后,拼的是文化素养。 这句话引发了热烈讨论,说明观众对演员的要求正在日益提高。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道:美丽的容颜终将老去。 与此同时,在流量明星的光环下,另一种景象也在上演。 一些演员沉迷于瞪眼、面瘫、咆哮的模板化表演,配合通稿营销破碎感、战损美、演技炸裂,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博取眼球。 天价片酬流向流量明星,抠图演出屡见不鲜,数字台词也备受诟病。 投资方将流量视为万能钥匙,使得剧本情节潦倒,人物形象单薄,故事逻辑混乱,似乎只要贴上流量标签,所有作品的瑕疵都可以被忽略。

新华每日电讯的评论中提到一个细节,一位小有名气的演员,因为不是流量明星,接戏面临窘境,只能去兼职做泰山陪爬员。这条新闻曾经在热搜上占据一席之地,但很快就被新的流量热搜淹没了。 然而,那些被人们铭记的演员,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。 游本昌拍戏时,与年轻演员一样,夜以继日地工作,为了每一场戏都能为导演准备四五套方案,反复排练;朱媛媛的表演,生动得仿佛不是在演戏,而是在真实地生活。 这些专业的演员,甚至可以将龙套角色演得深入人心,令人难忘。 他们的价值,无法简单地用流量来衡量。

宋佳在拿到飞天奖之前,提前三个月就扎进了华坪女高的宿舍,她不是蜻蜓点水式的参观,而是真的在凌晨五点跟着张桂梅老师查寝,走遍几十里山路去家访。 她减重了十五斤,全程素颜出镜,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,写了两百多页的观察笔记,那份厚度几乎赶上一部电视剧的剧本。 她记的不是台词,而是张桂梅作为一个人所展现的生活状态:风湿导致肩膀微微前倾,重心习惯往一边偏,手上总是贴着各种膏药,深夜查寝时脚步匆忙得像随时要去救人,咳嗽时身体会不由自主地颤抖。 张桂梅本人在看完这部电视剧后,只说了一句话:这姑娘不是在演我,是替我接着活。 王仁君为了饰演那个从青年演到中年的历史人物,已经连续五次出演了那个角色,从《古田军号》到《浴血荣光》,他的演技在一部又一部作品中得到了磨砺。 他出道多年一直默默耕耘,之前并没有引起过太多的关注。

官方的态度早已明确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韩冬在国新办的发布会上,用了三个坚决——坚决防止过度娱乐化,坚决治理天价片酬,坚决抵制违法失德人员。 这并非什么新鲜的提法,但三个词组合在一起,清晰地表明了方向。 天价片酬扭曲了市场秩序,主演拿走高额片酬,导致其他环节捉襟见肘,这种畸形的薪酬结构让行业内的创作者苦不堪言。 广电总局在青年演员和经纪人培训班上,也明确表示要坚决抵制天价片酬阴阳合同、偷逃税、畸形审美,正确对待流量番位。 2025年,范丞丞、杨超越等34名演员参加了税法培训,这无疑是敲响了一记警钟。

新华社也发布了一篇评论,题为《摒弃颜值至上的畸形审美》。评论中有一段直击要害的话: 一些制作方迷信颜值与流量,奉行明星中心制,将艺术创作异化为颜值投机;不良饭圈文化推波助澜,用控评、刷分固化单一审美标准,鼓吹所谓颜值即正义的错误论调。 评论还指出,平台算法缺乏正确价值观的引领和筛选,使得套路化、虚浮化内容得以传播,导致劣币驱逐良币。 文章里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话,它说道:扮戏不像,不如不唱,演什么像什么是从业的底线要求。如果一味追求颜值至上,陷入要阵容不要内容,要颜值不要价值的怪圈,就会严重跑偏。

跑偏这件事,数据是能清晰地看到的。2025年,长剧的投资直接砍了40%。腰部艺人的占比从三年前的35%骤降至12%。有报道显示,流量面孔挑大梁的剧占比过半,而老戏骨领衔的不足两成。 资本追逐短期利益,只看带货数据,只看热搜话题。剧本让位数据,演技让位话题。 严肃的历史正剧播放量惨不忍睹。一位老戏骨的处境更加具体:陈宝国拍《老农民》的时候,在黄河边晒脱了三层皮,后来有消息称他主动自降片酬30%,只为了把经费留给剧组拍好戏。 尽管如此,他擅长的那些复杂人物、厚重台词,在快餐式娱乐面前,仍然显得笨拙。李立群70岁了,却面临着无戏可拍的窘境。 然而,飞天奖所传递的信号,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。 这届飞天奖的提名名单涵盖了30部作品,涉及现实题材、年代题材、古装题材、谍战题材等几乎所有主流题材。 网络剧和上星剧在统一标准下同台竞技,《我的阿勒泰》、《边水往事》等网络剧的口碑和艺术质感已经不输传统台播剧。 组委会明确强调,作品的质量才是决定入围资格的关键,所谓的流量从来都不是评奖的门槛。

飞天奖并非排斥流量明星,而是标准本身,让单纯依靠流量的演员难以进入。 作为政府奖项,核心的评选标准是作品质量和作品的社会影响力。 本届单项奖的提名结果将不会提前公布,而是在颁奖现场揭晓,这一机制本身就有效地过滤掉了那些仅仅依靠粉丝打投的艺人。 赵丽颖是近五届飞天奖中唯一一位以流量明星身份获奖的演员。 但她获奖并非依靠粉丝数据,而是因为在《风吹半漫时》中,将那个从收废品做到钢铁行业的女老板演绎得淋漓尽致。 评委们关注的,是她为角色付出了多少努力,而不是她微博有多少粉丝。 回到那个颁奖夜的烟台,宋佳在台上哽咽的时候,台下的于和伟、胡军、马伊琍、闫妮、秦海璐,这些都是在影视圈摸爬滚打多年的人。 年轻一些的,张若昀、于适、蒋奇明,也都靠着一部部作品打磨出了自己的演技。宋佳后来说了一句话:她将这份荣誉献给张桂梅老师。 那句话说完,她转身走下台,奖杯紧紧攥在手中。 过道里的灯光有些昏暗,她就那样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 然后,有人从她身边经过,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。 她抬起头,露出一个微笑,然后朝着出口走去。 灯光下,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夜幕中,仿佛也预示着中国影视行业的一个全新开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