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那些网络上的喧嚣，说我王为念被一位亿万富婆热烈追求，送豪包，甚至承诺9.8亿家产，不结婚也行。这说法，听起来越说越离谱，细节也越来越繁琐，甚至有人煞有介事地编造了对方的行业、车牌、包厢。我后来在几次采访和短视频中，只是简单回应过：确实有粉丝表达了好感，也收到过公开的示爱，但所谓的9.8亿倒贴无非是自媒体们随意加工的噱头罢了。2026年，几家娱乐媒体也直接声明，所谓的富婆倒追和现场表白，根本没有官方媒体或现场素材可以佐证，是短视频平台上杜撰出来的。我本人对这种说法并不感兴趣，更不会拿它来炒作，博取关注。
比起这些喧嚣，更引人深思的是我如何将两次离婚、两次净身出户的经历，转化成如今情感节目中的一套坦诚的讲述方式。我不是在教人如何成功，而是希望他们能够避免重蹈我的覆辙，不再在同样的坑里摔倒。
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在山西戏曲团和系统里摸打滚打。公开报道上常说，我的第一任妻子是太原市事业单位的职工，比我大一些，1983年前后我们结了婚，次年儿子王奥就出生了。那段日子，我跑晋剧、跑剧组，后来进了山西省晋剧院，还拍了一些电视剧，像《杨家将》里演杨七郎这样的武戏。儿子半岁多的时候，我刚从外景地回来，家里所有的煤气和水管都坏了，照顾老人、接孩子，这些琐碎的事全靠妻子一人承担。
我后来在节目里也毫不避讳地承认：年轻的时候，总觉得赚钱、演戏、跑项目是自己的责任，至于回家，少一点陪伴就无所谓。等聚少离多渐渐演变成无话可说，再想弥补就为时已晚了。儿子12岁左右，我们协议离婚了，房子和存款都留给我和他，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就离开了。令人感动的是，前妻在我儿子面前从未责怪过我，而是反复叮嘱他你爸在外不容易。王奥后来跟我越来越亲近，这段亲情，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慢慢维系的。
离婚之后，我去了北京，开始从事幕后工作。我早年在山西学戏九年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后来转行成为导演、策划，1996年前后进入央视，参与春晚的相关编导和编舞工作。这类幕后工作，很少有机会露面，需要拼资源，更要协调各方利益。我曾经帮助小香玉跑春晚戏曲节目，在后台的协调、缩减时长、争夺档期，都是一些繁琐而脏活。
1994年前后，我在山西黄河电视台的一次节目中认识了小香玉，并开始与她合作艺术学校的事情。她致力于传承豫剧，并收养贫困的孩子，而我负责跑审批、找场地、拉赞助、管理票务等等。2000年5月1日，我们登记结婚了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们是梨园和电视行业的黄金搭档，但进了家门，就充满了不同的挑战。
我们两人都是非常固执的人。我偏向于尽量避免冲突，尽可能多地让贫困孩子进入学校；而小香玉则坚持守住学校的账目和运营规则，如果免学费太多，就无法支付工资、买煤、维护练功房。冬天买煤生炉子、排练课程、对外接待，每一个环节都容易发生争执。小香玉后来在《鲁豫有约》里说，当年选择我比较合算、目的不是特别纯粹，因为我能够提供资源和人脉。
这句话虽然有些伤面子，但却坦诚地揭示了这段关系最初的本质：我们开始是出于事业上的互补，但结婚后却没有就谁应该让步这个问题达成共识，最终导致感情被琐事所拖垮。2004年12月，我们再次离婚了，我再次净身出户，房产、存款、学校的股份，一概不留，只带了书、奖杯和一些个人物品。离婚后，我过了一段时间非常糟糕的日子，在北京三环开车乱转，不接电话，也不骂前妻。
两次离婚都净身出户，在娱乐圈里听起来简直像是个傻子。我自己的解释很简单：人已经分开了，再纠结于金钱，只会让事情变得更难看。前妻没有在儿子面前说我坏话，小香玉那边我也没有互相揭短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媒体再翻旧账，我基本都不予回应。
2008年前后，王芳找到我，想让我做情感节目，先在北京卫视的《谁在说》里试水。我一开始很不适应坐在主播的位置上，镜头前手不知道该怎么放，台本背下来也显得僵硬。后来，我放弃背台本，而是直接拿自己的经历说事：第一段婚姻是常年不在家，第二段婚姻是两个都很固执，谁都不肯让步。观众问夫妻冷战怎么办，我不会说你要沟通，而是先说：我当年也冷战过，结果足足四个月不说话，学校的事没解决，家里更糟了。
2012年9月3日，在湖北卫视午间档播出了《大王小王》，王芳是小王，我是大王，节目定位是关怀类访谈，绝大部分嘉宾都是普通人。中新闻在2014年的报道中提到，节目开播一个月就成为同时间段的收视冠军；首播平均名次从第13名上升到前6名，重播也从第18名上升到前6名，多次冲上同时间段的收视榜首。到2013年8月一周年的时候，一年播出了300多期，有100多个孩子参与进来，平均每天有300多通热线电话。2013年，广电总局对节目进行了创新创优表扬，和《我是歌手》、《爸爸去哪儿》同列名单。它能够挤进午间访谈的行列，靠的不是明星效应，而是普通家庭的求助。
节目中，我们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：再婚家庭财产纠纷、儿媳照顾公婆、残疾嘉宾就业、失独家庭重建等等。我的习惯是先接纳对方的情绪，再分析事件。过去，有夫妻因为几千块医药费而争吵，我常常会直接掏钱。后来，工作人员担心我乱花钱，在录制前会收走我的钱包。我的改变方法是问：这笔钱谁应该出，出了之后由谁来负责？把责任落实到桌面。有一次，李春平抱着10万元现金来节目现场，我和王芳当面婉拒，告诉她，这个节目不是为了要钱，而是为了帮助大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
同类型的节目里，很多人拿我与涂磊做比较。涂磊那类情感主持，常常会追究责任、戳穿借口，遇到碰瓷式的恋爱和甩锅式的婚姻，几句话就能把人问住。我却不会这样做。我很少直接判谁对谁错，而是多说：我第一段婚姻也这样过、我第二段婚姻也这样固执。对于中老年观众来说，不一定想被老师训斥，而是想找到有人能够理解他们，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忍受、为什么会离开、为什么舍不得孩子。我把自己的失败经历作为案例，不把嘉宾当作反面教材，所以节目就不会冷场。 关于那些网络上盛传的富婆倒追事件，我并没有顺势炒作优质老男人的形象。2026年，多篇娱乐媒体的文章都写到了9.8亿的说法，但都没有官方的现场画面或媒体的原始视频，这都属于后期短视频的加工。我发在短视频上的，都是生活中的琐碎片段、父子之间的对话、回太原看望老父亲等等，我不会直播带货，也不会将绯闻剪辑成综艺节目。粉丝送花、写信、在直播间刷礼物，我都会接纳他们的谢谢支持，但不会回应嫁我吧之类的戏谑。 儿子王奥后来成家了，公开的消息显示他生了两个孩子，大孙子长到了十几岁，身高就蹿到了1米83。2026年3月，我在上海做左腿半月板微创手术，术后第六天我就拄着拐杖回到了北京录节目，又回到了太原去看望我的父亲。5月生日之后，我又赶回太原给九旬高龄的父亲祝寿，行李里总是带些降压药和点心。这些平淡无奇的事情，不上热搜，但却比富婆送9.8亿更像我的日常。 我主持节目并不依赖于那些金句，而是注重细节。面对夫妻矛盾，我首先会问他们谁做饭、谁管钱、孩子睡在哪里，再婚家庭会问前任是否探望孩子、节日如何分时间。很多矛盾并不是靠空洞的道理就能解决，而是因为买菜、看病、接送孩子这些具体事务的顺序没有安排好。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：家不是法庭，先分对错容易散，先把事情分明白才有余地。 现在回想起和小香玉的那段经历，重点并不在于名角离婚四个字。艺术学校既要救济，也要运转，我们都把事业放在了第一位，结果回到家后，却没人愿意主动让步。我后来做节目时反复强调先低头不是输，这并不是鸡汤式的劝慰，而是我在2004年那场离婚中得出的反思：谁都不愿意低头，最后低头的是整个家庭。 《大王小王》之后，我也上了《马兰花开》、《你看谁来了》等访谈节目，依旧保持着自曝式的风格。别人问我，作为情感导师，自己都离婚过两次，凭什么教人？我回答得很直接：正因为我经历过离婚，才更清楚哪句话是虚伪的安慰。在节目里，我不会给出标准答案，而是常常把话留一半，让对方自己去选择。 网络上那些关于被倒追的传闻，可能会继续出现，毕竟61岁，普通的长相，两次婚姻两次离婚，还能收到女粉丝的示爱，本身就是一个反差。但是，看我这些年的做事风格，我不会刻意制造热搜，不会把绯闻变成变现工具，不会把前妻和前夫的梗做成悲剧人设。儿子跟我亲近，前妻不责怪我，小香玉那边没有互相撕番，节目嘉宾信任我，这些加在一起，比任何富婆的故事都显得更加真实可信。 我并非没有短板。年轻时缺位于家庭，中年强行维系着两段感情，老年也未能迎来圆满的再婚。但我把这些短板坦诚地摊开来讲，观众不觉得我完美，却觉得我真诚。情感节目最忌讳的是导师一身光，嘴里却全都是空话；而我却反其道而行之，自己经历过失败，自己也跌过跟头，所以人们反而更容易听进去我说的话。
